一、引子
2010年我寫的《我對癌癥患者講實話》（廣州出版社）出版後，社會評價不錯，再講的“實話”已經不多了。2011年年一月訪問美國休斯敦MD 安特森癌癥中心，應邀在那裏做了一場報告。回來後正遇春節，華裔教授談東風和陸國輝不約而同來電話，祝賀節日，告訴我：“你在我院那場報告，讓我院那些老外感動了，他們對你們治療的那些奇奇怪怪病例感到震撼，說妳自己抗癌經歷也很神奇。”他們建議我應該再寫壹本書，記載我的抗癌經歷，因為“那是寶貴財富”。
幾天後，我接到MD 安特森癌癥中心國際部首席專家Dr Epner的郵件，說對我院在治療癌癥方面取得的“incredible accomplishments”印象深刻，希望合作：“I thoroughly enjoyed meeting you this afternoon during your visit to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I am very impressed by the many incredible accomplishments by Fuda Cancer Hospital……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building bridges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your world class institution and the many fine people who work there. I think there is much potential for great work between us.”（圖1）
圖1 與Dr Epner 合影
MD安特森癌癥中心是美國三大癌癥醫院之一，近幾年在美國連續排名第一，我訪問該院，主要是學習，所做的報告，主要講我院是如何應用“3C+P”模式治療不能切除的癌癥，其中也介紹我自己患過膽管細胞性肝癌。記得當時在座的醫生興致很高，提了不少問題。
我對談東風和陸國輝教授的建議一直記在心上。兩位教授是MD安特森癌癥中心病理和實驗治療專家，國際上很有威望。但我一直沒有下筆，主要我想進一步“考驗”我的癌癥。我是2006年一月被診斷出患肝癌，做了肝葉切除手術，術後病理診斷為膽管細胞性肝癌。到2011年一月整整5年。文獻中此種肝癌的5年生存率很不一致，從5%到50%。我真是一位“奇跡”的“幸存者”嗎？
又一年過去了，2012年1月23日，春節。我帶領全家去印尼巴厘島度假。朋友為我舉行晚會，慶祝我的“新生”。我的孫子突然對我說：“爺爺，你比我小，我已7歲了，你只有6歲。”正在大家驚奇之際，我猛然明白了：如果將2006年1月26日手術之日，作為我新生命的開始，我已“新6歲”了。
有一篇文章曾專門講“癌癥心理”，那是一種痛苦、恐懼、擔憂、快樂、幸福，匯聚成一種斑斕的特殊心理狀態。我生性好強，但面對隨時會到來的死亡，也是“外強中幹”，逃不過這種心理。可是，終究比“5年”又多了一年，整整活了6年了！於是，在“新6歲”，我動筆寫這本書了，出發點是：即使我的癌癥馬上復發，對那些剛剛生了癌癥，正盼望活到“5年”的患者，也許有些啟迪。我將書名取為“跟著我去抗擊癌”。
2012年3月，臺灣著名記者和出版人謝秀麗女士來我院住院，她的丈夫焦桐是臺灣文化大學教授、著名作家、飲食評鑒家。謝女士將我寫的初稿要去。第二天，我一進她的病房，她就說：“徐醫生，我好感動呀！妳的書讓我流了好多淚呀！”
焦桐先生把我的《我對癌癥患者講實話》電子版和《跟著我去抗擊癌》一起帶去了臺灣，後者作為前者的副本，合成一本，用繁體字，由二魚出版社出版，謝秀麗女士為本書作序。6月7日，新書首發式在臺灣師範大學舉行。馬來西亞星洲報業集團總編輯蕭依劍女士專程赴臺祝賀，並當場向二魚出版社要求，希望授權在馬來西亞用簡體字出版。星洲報業集團屬下的《光明日報》承擔了這項任務。8月18日，我應邀赴吉隆坡，在馬來西亞一年一度的書香節上，做了一堂講座，隨後舉行了簽書儀式。
但是，在國內出版本書我一直心有疑慮。雖然在給病人看病時，我常常對病人說：“Follow me”，意思是“跟著我”。這基本上是開玩笑的話，要單獨用這句話為書名，作為一本嚴肅的出版物發行，是否會誤導病人？
最近一位病人的痛苦遭遇讓我消除了疑慮。2012年8月26日，一位先生從北京打來電話，說他的太太患周圍性膽管細胞性肝癌，去年11月份前在上海接受了肝葉切除手術，為“鞏固療效”，又接受了放療和化療。但就在化療期間，出現肺肝骨轉移，腰背痛不欲生。他帶著太太到了北京，希望接受免疫治療。我在電話中說，任何單一的治療都不可能延續他太太的性命，整合幾種治療也許能改善病情。4天後，他們乘火車來到廣州。住入我院後，我馬上去看她。眼睛黃染，皮膚幹燥無光，雖然她沒有呻吟，但看出來，這位年僅40幾歲的中年女性，在極力忍住疼痛，顯示出非常的求生欲望。帶來的病歷資料顯示：貧血，血小板僅3萬（正常應該大於10萬）。入院第二天CT報告，肝轉移較半個月前CT上顯示的明顯增多，新出現腦轉移。血小板降至8000。
再過10多個小時，大便出血，這讓已經嚴重貧血的她雪上加霜。除了對癥處理，我們幾乎不能做任何特殊治療。我去ICU看她，她對我說：“我準備回山東老家了，在家中休養，以後爭取再來。”她笑了一笑，拉住我的手，用力握了一下。我心裏一陣痛，著，說：“好。等你來。”借故走到隔壁的病房，因為我的的眼淚快流出來了。當天下午，她的丈夫來到我的辦公室，說：“在上海，對於是否手術，是否放化療，醫生們有不同看法。但我們聽信了……”，他說不下去了，停了好壹陣，深深嘆了一口氣：“徐醫生，你患的是和我太太一樣的病，你是怎麽活下來的呀？如果早跟著你……”
“如果早跟著你”，2年前，另一位患同樣癌癥的患者也講過這樣的話。我在《我對癌癥患者講實話》曾介紹過這位患者。他是一家上市公司老總。他的病與我的一樣，均是周圍性膽管細胞性肝癌，不同的是他的腫瘤在肝右葉，我的在左葉，他的腫瘤比我還要小，更重要的是比我小20歲。我們均接受了肝葉切除。術後，關心他的人肯定比我多，用錢肯定也比我寬裕，“好藥”也會更多。他接受了程序性化療、放療。結果很慘：4個月後，他的腫瘤突然“冒”出來，肝臟、肺和骨，到處都是轉移的癌腫。腫瘤壓迫脊髓神經，讓他痛不欲生。他在2009年9月份來到我院。“同病相憐”，我要我的醫生千方百計為他止痛。一周後，痛緩解了，他從7樓病房上到我在9樓的辦公室，說：“我們的腫瘤相同。你對你的腫瘤，采用的是‘手工操作’，而我采用的是程序化操作，‘流水線’。”他苦笑了一下：“我知道，現在的好轉是暫時的。”他停住了，眼淚泛出淚花。我站起來，為他泡了杯熱茶。半響，他深深嘆了口氣：“教授，我好懊惱！早點跟著你……”
我、山東大姐和上市公司老總，我們患的是同樣的癌癥，我活下來了，活過了6年半，他們卻已經離開了，在痛苦和煎熬中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是否還有第二個山東大姐、第二個第三個老總呢？”我痛苦了幾夜沒有安眠。我是幸運者，比他們不知幸運多少倍，還有什麽疑慮呢！
我將原先交付臺灣出版的《跟著我去抗擊癌》做了較大修改，增加了內容。我決定把我的經歷告訴國人，將作為一個醫生和癌癥病人的所想所思所遇所行，告訴正在抗擊癌癥的“癌友”，告訴所有關心我們這些“癌人”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