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歸來篇
癌魔驟臨
2006年1月20日，星期五，我剛從國外回到家。晚8時，時任我院醫務主任的郭德鴻醫生來電話，說已為我安排了明天的PET-CT體檢。時近春節，醫院內大堆事要處理，“無時間”，更重要的是我自我感覺一直很好，無“病”無痛，認為“不會有問題”，便對郭主任說“以後再說吧”。“已為你約了三次了，這次一定要撿查。”郭主任語氣中帶著“命令”。“那我就查心臟吧。”我接受了，因為我已年過花甲，老年人的心臟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第二天8時，我準時到了PET中心。尹主任將我安排上午查腹部下午查胸部。尹主任是廣州有名的影像專家，自然要服從他的安排。接下來的過程是：測血糖-作過敏試驗-進入休息室-靜脈註射放射性核素（一種半衰期僅有2小時的18F-FDG）-平臥1小時-儀器掃描20分鐘。一切都是那麽順利。我來到貴賓休息室，坐在松軟的沙發裏，一面看報紙新聞，一邊享用中心提供的牛奶，以解空腹之饑。
一刻鐘後，尹主任來了，問我過去有未發現肝臟有什麽問題。我脫口而出：“沒有什麽大問題呀！除了脂肪肝。”尹主任問：“有無占位性病變？”啊！我突然想起來了，“血管瘤”，我說，“那是多年前就發現的，多次超聲、CT和MRI證實的呀！”我腦中一下子“糊”了，定了定神，起身走到對面的PET中心控制室。電腦屏幕上正顯示我的肝臟，在左葉內側清清楚楚有壹幾近圓形的紅色區，大約錢幣那麽大。我突然明白了：我誤診了我的癌癥至少8年了。
像打翻了一瓶醋，我腦中一片糊塗。雖然我從醫40余年，經手診斷的癌癥患者無法計數，但發現自己得了癌癥時，心中仍然充滿恐懼。我癱坐在沙發裏，心嗶嗶跳，極力控制不讓眼淚流出。眼前呈現母親三十五年患肝癌，在我面前慘死的情景，腦海裏像放電影，一幅幅圖像反復呈現：患有心臟病的老伴、被我動員從美國回國，正在國內創業的兒子、年僅2歲可愛的孫子，還有親自創建尚在發展中的腫瘤醫院、正在編寫準備出版的冷凍治療專著，還有經我治療的一個個病人…..
尹主任看著我，說：“徐院長，CT片還需處理，還要大家會診。PET-CT也有假陽性的。”我知道，這是安慰我的。
我馬上回到辦公室，打開電腦，信手瀏覽網站。醫院總經理左建生來了。左總比我年輕20年，是學生輩，他碩士畢業後就到我當科主任的科室工作，其後十五年的相隨相伴，讓我們相互的了解不亞於父子間。他看著我，面上露著笑，但一看就知道這笑是裝出來的，別扭的說：“剛才尹主任來電，說妳肝臟了有血管瘤。”我看著他，此時他的眼裏已泛出淚花，說：“建生，明天給我做肝動脈造影。”他問：“要不要我陪妳去上海、北京找專家會診？”我說：“你不是知道我從事的什麽專業嗎？”我莫名其妙的發起“無名火”。說完就懊悔了。
其實這“無名火”是給自己發的。我又恨又慚愧：作為一個研究肝病幾十年的醫生，竟然誤診自己的病長達8年。早在1998年，一次意外的超聲檢查發現肝內有一“占位性”病變，再作CT檢查，發現有“快進快出”征象，意即註射的造影劑快速進入“占位”區域，又迅速流出，被認為是“血管瘤”。2年以前，一位對我不熟悉的超聲醫生曾斷定我肝內病變是“惡性”，但由於這位醫生沒有名氣，後來CT和磁共振又顯示“快進快出”，我也就“確診”這個“肝占位”是“血管瘤”了。
第二天，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躺在了DSA診療臺上。著名血管介入專家羅鵬飛醫生將壹根導管插入我的左側大腿根部股動脈，不到十秒鐘，導管就進入肝動脈，呈一倒“J”形。隨之，羅醫生“命令”：“呼氣-吸氣-屏住”，在自動註射器的推動下，造影劑一下子布滿全肝。羅醫生特地將影視屏放到我能看到的位置。只見白色造影劑到了“肝占位”處，快速散開，沒有“成團”。羅醫生看著我，沒有談造影結果，只是問：“徐老師，要不要作肝活檢？”羅醫生為人十分謙虛，多年來一直叫我“徐老師”。由於血管造影不顯示血管瘤，此時我心裏倒坦然了，說：“謝謝，手術時一起做活檢吧。”
我對在一旁陪著我做血管造影的胡以則教授說：“老胡，馬上給我開刀！”見老胡稍有遲疑，我說：“不找其他任何人了，就是你為我主刀。”胡教授是我30年的朋友，他是我國肝膽外科奠基人裘法祖院士的第一個研究生，曾在英國皇家醫學院研修，是廣州數壹數二的肝外科專家，從創建復大醫院那天起，他就是我院首席外科醫師。胡教授拉住我的手，說：“放心，我一定將你那個‘東西’連根拔除。”
走入“未知”
按照胡教授的意見，我將接受肝葉切除手術，由於腫瘤在左葉內段，因此我的肝左葉，大約整個肝的25%將完全被切去。
記得上世紀60年代初，我還是醫學院學生，看到學校校報上登載XX老師為肝癌患者做了肝葉切除手術，我們相互傳閱，為老師的成就歡欣雀躍。半個世紀過去了，誰能想到，這個當時認為的“高難手術”如今竟落到我身上。真是人生如夢，命運難測！
2006年1月26日，那年春節前的第4天，我作為病人住入醫院。上午，醫生來問病史，常規體格檢查，再查心電圖、血常規、血清電解質，中午，吃了一晚粥、一碗蒸雞蛋和少許菜湯，睡了一覺，下午3點，主治醫師來了，告知“明天將為你手術”，“考慮作左肝葉切除-肝癌根治術”，又讓我看了“手術知情同意書”，在“手術意外”這一欄，上面已用鋼筆寫上了“出血”、“器官損傷”、“術後感染”、“傷口裂開、不愈合”等，主治醫師抱歉的說：“徐老師，這是常規，對不起。”我在做年輕醫生時，也經常做類似“術前告知”。雖然我現在是資深醫師，又是一院之長，主刀醫生又是朋友和專家，但手術時一刀下去，沒有任何醫生能保證不出任何意外。既然接受手術，就要承擔風險。我爽快的簽了字。
下午5時，麻醉師來了，照例給我介紹了麻醉方法、可能發生的意外，包括心跳驟停、呼吸抑制、休克和過敏反應等。我簽了字。
在“麻醉知情書”上簽字時我的手似乎更為沈重。過去我曾在麻醉下接受過胃腸鏡檢查，那是淺麻醉，這次需要氣管插管，麻醉時間不會短。如果說手術的成功取決於主刀醫生的知識、悟性和技藝，手術的安全性則主要取決於麻醉。這次將給我上麻醉的是麻醉專家盧教授，我相信她的技術，但手術是“真刀真槍”，未知因素很多。上世紀70年代，中國當時一位權傾一時人物的妹妹接受手術，上海最著名的麻醉權威給她麻醉，誤把“笑氣”當成氧氣，病人當場死亡。那位麻醉權威因此被“下放”勞動，直到那位權傾一時人物垮臺。雖然病人的那位兄長後來被公審為十惡不赦的罪犯，但她本人卻是一位無辜者。麻醉師也絕無“政治陰謀”，而是過於重視，弄巧成拙。所以當我看到麻醉知情書上有“麻醉意外”時，馬上想起這些，不免撲撲心悸起來。
晚餐是一碗稀飯，半個鴨蛋。遵照醫囑，8點後禁食。我太太陪在一旁，但我們心照不宣，似乎最好的安慰是相互什麽也不說。口服了一片硝基安定藥，很快入睡了，睡夢裏見到我已開完了刀，發現不是惡性腫瘤，而是良性腺瘤，大家向我祝賀，我開心，歡笑，笑得很厲害，以致我太太把我推醒了，那時已是淩晨5點。但我馬上真正考慮起我肝內那個“東西”來。憑我的肝病知識和經驗，我推測那個“東西”是惡性的，但由於其生長緩慢，可能不是一般的“肝細胞癌”，而是“膽管細胞癌”。
7點，護士來為我插了胃管。管插很順利，幾秒鐘就進了胃內，當然我自己的配合也很重要。手術室護理員推著車來了，我自己上了車，把手表從手上拿下交給兒子，告誡他“好好照顧媽媽”，腦中突然冒出“出血”、“呼吸機”、醫生緊張搶救等場景，有一種跳下車逃脫手術的沖動。車子兩旁護著我的家人、同事，剛想跟他們講幾句話，我已被推過手術室大門，進入那未知結果的特殊“禁區”。
噩夢醒來
我被一噩夢驚醒了，想叫，但覺得喉嚨裏有東西叫不出來，又想舞動手腳以緩解恐懼，但感到手腳上好像有座山壓住。我聽到我太太的聲音：“克成，克成，不要怕，我們在你身邊。”我極力睜開眼，看到我的同事左建生、牛立志，還有深圳的好友葉平院長和劉錦濤主任，…..只聽到“好了，醒過來了”一個個熟悉的聲音。
我記起了進入手術室的那一瞬間。沒有讓護士幫助，自己“勇敢”地爬上手術臺。隨之，兩只手被綁在臺子兩側，左右各有壹位護士，迅速將兩根粗針分別穿入我的左右靜脈，接上懸掛在兩側的輸液瓶。在頭側，麻醉師蘆教授對我說：“徐教授，我們給你上麻醉了，你馬上就會睡了。”說著一個面罩罩在我口鼻上，只幾秒鐘，我就聽不到任何聲音了。
我記起可怕的一幕！……我的腹部被一根好長的尖刀劃開，腸子一下子流出來，刀子插得很深，我主動脈被劃破了，血像潮水湧出來，醫生和護士忙的瘋了，一個醫生用我的腸子去堵破裂的血管，但腸子上都是轉移性腫瘤，瘤子像石頭壹樣硬，不能堵住缺口；我的氣透不過來了，盧教授往我氣管裏又插入一根管子，她拼命往裏塞，我叫了……終於聽到我太太在叫我。我醒了，原來是一場噩夢。
我睜開眼睛，向四周看了又看，恍惚回到新的世界。我看到了插在我鼻腔裏的胃管，記得是昨天護士給我插的；看到腹部被綁上白色腹帶，從腹帶縫隙中伸出幾根管子，斷定是腹腔引流管。我這時清楚地明白了胡教授已給我做了手術。我極力擡起頭，見胡教授出現在我面前，他把頭靠近我，說：“老徐，放心吧。整個肝左葉切除了，那東西完全被清除了。”
“腫瘤多少大小？”這時我腦子已完全清醒了。
“和術前估計差不多，3厘米左右。”胡教授比劃著一個核桃那麽大小。
“有無轉移？”
“沒有，肯定沒有！”胡教授講得很肯定，“我仔細查了，沒有血管侵犯。”
胡教授是個很細致和認真的人，我相信他的判斷。又問：“有無做病理？”這是最關鍵的，因為癌癥的類型和分化程度與預後有直接關系。
“做了冰凍活檢，如你所料，是膽管細胞性肝癌，高分化為主。”胡教授顯得很輕松，又說，“沒有輸血。”
他知道我非常關心輸血，所以他特地補充一句。壹方面，不輸血意味術中出血少，無疑對術後康復有幫助，另一方面，據研究，輸血會促進癌癥轉移和復發。我在上世紀80年代曾統計肝癌手術治療效果，發現術後復發率在接受輸血組明顯高於未輸血組，而且與輸血量呈正比，原因不明，可能與輸血抑制免疫功能有關。
我堅持要親自看看切下來的肝臟組織。在一旁的同事看看胡教授，似乎有些疑慮。老胡卻說：“好好，讓你看看。”他可能也想證實剛才的說法，讓我定心。
幾分鐘後，肝組織取來了。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深褐色肝左葉，在與右葉相鄰處，有一灰白色塊狀硬結節，邊緣尚清楚，除此之外，沒有看到“子灶”。在左葉的另一側，有壹個水泡樣病變，憑我經驗是“囊腫”，不是惡性病變。肝臟是人不可缺少的臟器，但也是發生最多疾病的場所。我手捏肝組織，看了又看，說不出是什麽味兒。我曾經專門學習和研究過肝臟病理，那是研究其他人的肝臟。能夠親自看、親手觸摸自己的肝臟的人，除了我，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呢！
好事多磨
壞事多災，好事也多磨。生了癌癥，開刀切除，是壞事，也是好事。肝切除屬於大手術，但一般術後半月就可恢復。我的手術本身，應屬順利，但術後恢復卻花費了壹個半月。
人在危難期，有時反而比無關者更能泰然處之。雖然我身上插了6根管子，包括胃管、中心靜脈插管、兩根腹腔引流管、導尿管和背部麻醉管，加上手臂外周靜脈輸液管，但我仍能“既來之，則安之”。我的兒媳婦在手術後第二天從上海趕來，一進病房就嗚嗚哭起來，問她為什麽？她說爸爸原來那樣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麽變成這樣！兒媳婦不是學醫的，沒有見過醫院“世面”，她見到的當時的我，一定很狼狽。我們當醫生時間長了，面對病人的痛苦常常習以為常，現在自己有體驗了，以後對病人要更加體貼、關懷。我這樣想道。
由於定時註射止痛劑，術後並不感疼痛。為了促進腸蠕動，減少日後腸粘連，第二天我就半坐起，第三天，我就在床上翻身，並練習腿部活動。在其後幾天內，先後拔除上述管子。我強制進食，堅持下床小便。我很高興，不顧太太反對，堅持要來手提電腦，看起文獻。一周後，我要求檢測血液裏腫瘤標記物，原先輕度升高的CA 19-9恢復正常。唯一的等待就是腹部傷口拆線了。我想像著早日坐到辦公臺旁，走進病房去查房。
手術後第十天，腹帶打開，我自己第壹次看到上腹部正中橫行切口，足有20厘米長。肝葉切除必須要這麽長的切口。術前胡教授與我討論手術方案時，我就同意不要太顧及切口長短，以充分暴露為準。現在令我震驚的是，切口處充血，部分隆起。我意識到麻煩來了：脂肪液化。
手術切口的血管被切斷，如皮下脂肪得不到充分血液供應，可發生液化。這在腹壁脂肪肥厚者常常遇到。誰叫我的腹壁那麽肥厚呢？我自認“倒黴”。
幾天後，我的整條傷口全部液化，只好將縫線全部拆除，將切口暴露，讓液化的脂肪全部液化，再予以清除。
沒有特殊藥物可以應用，唯壹的處理就是每天在切口上“換藥”，清除壞死物，保護新生的“肉芽”。那一段時間裏，心理的負擔多於生理上的痛苦，我不知哪一天能在蓮蓬頭下或浴缸裏痛痛快快洗個澡，也不知哪一天能走進病房，再為病人看病？
迄今尚不知有什麽方法能預防“脂肪液化”。雖然不是致命的病變，但對人的折磨確是實實在在的，有時還可引起醫療糾紛。醫學常常有困惑，脂肪液化可能就是一種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