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6 月 2 日，湯釗猷院士應邀來廣州參加國際癌癥康復論壇。剛下飛機，他就趕到我院，一連看了4例“晚期”癌癥病人，他們原先均失去生存希望，有的全身數十處轉移，現在均已扭轉“危勢”，在康復中……
湯院士很驚奇，也很高興，說：“這說明，踐行‘消滅’與‘改造’ 並舉的中國式治療策略，是可以讓病人的生命延續下來的。”
三年多前，2014年5月12日，早晨剛上班，正想去病房巡視，秘書送來一包郵件。打開一看，是十本《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的智慧》。裏 面附有一信，是湯釗猷院士寫的，要我將書分送給醫生。湯院士語重心長 地說：“你比我小十多歲，還在臨床一線。希望你實踐‘消滅’與‘改造’ 並舉的腫瘤治療策略，融匯中西，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癌癥治療之路。”
“中國式抗癌”，新穎的名字，嶄新的概念 ！
如果說湯院士主編的三版巨著《現代腫瘤學》，展示了當代腫瘤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那現在這本《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的智慧》，以及此前出版的《消滅與改造並舉：院士抗癌新觀點》，則顯示他不僅是一位科學家、醫學實踐家，還是一位哲學家、國學家。湯院士將老子的“創新”、孔子的 “和諧”和孫子的“取勝”，匠心獨具、十分巧妙和睿智地應用於控癌戰， 指導癌癥治療，廣征博引、縱橫捭闔，顯示了他的淵博知識和非凡智慧。
我打開2013年湯院士給我的郵件，他說：“克成教授，自從到你處參觀後，我深感你在腫瘤診治上開辟了一條新路。過去說發展是硬道理， 現在說轉型也是硬道理。實際上，只有不斷變革才有出路，而變革是沒有窮盡的。你在腫瘤臨床開辟了變革的新路，這是最難能可貴的，相信會對 更多癌癥病人帶來好處。”
我追隨湯院士半世紀了。上世紀70年代初，湯釗猷老師來到我當時的工作所在地南通，在中國最早開展普查肝癌，提出“小肝癌”“亞臨床 肝癌”概念。稍後，我去到上海中山醫院，師從湯老師夫人李其松教授， 進修消化病學，同時“旁聽”他的查房、講課。此後，參加編寫他主編的 專著，應邀在他主持的學術會上演講。時光荏苒，歲月如水，人生如歌。 我們結下了心照神交之誼，他和他的夫人成為我最尊敬的老師。
1997 年底，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敏章教授，一位以胰腺癌研究而聞名的消化病專家，語重心長對我說：“辦一所腫瘤醫院吧。癌癥治療必須有 新的思路、新的技術，要有中國的特色。”他特地關照，“好好研究胰腺 癌的治療”。命途多舛，造化弄人。一年多後，陳部長身故於“癌王”胰腺癌，為我留下永遠的遺憾。多年來，我兢兢業業，雖然勤勉鉆研，一絲不茍，但少得要領，心中無綱，陳敏章老部長的遺願成為我解不開的心結。 中國有句熟話，叫“綱舉目張”，湯釗猷院士“中國式抗癌”就是癌癥治療的“目”和“張”。遞薪傳火，春風化雨。我似乎一下子明白：醫生行醫， 到底追求什麽？癌癥治療到底達到什麽目的？
時光剛進入2006年，我就經歷了一次生死歷煉。因為肝癌我接受了 肝葉切除。經過短暫的憂慮以後，我感到患癌也許對我是一件好事，因為 讓我明白了，作為一個病人，最需要得到的是快樂；作為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讓病人活下來，活得有質量，活得足夠長！而為了達到這一明白， 我自己必須活下來，而且活得足夠長！
我在自己身上，踐行“中國式抗癌”。自己的生死體驗，讓我明白了“與癌共存”的真諦。非常感恩，2016 年，我國醫學界獲得國家科技最高獎的著名腫瘤專家吳孟超、王振義院士，以及湯釗猷院士三位“大家”，分別 為我編著的《與癌共存》一書作序——
吳孟超院士說：“醫學研究對象是人的生命。在長期理論探索和臨床檢驗中形成的醫學體系，具有極強實踐性。”他引用希波克拉底名言，“對於一個醫生來說，了解一個患者，比了解一個患者患什麽病重要。”
王振義院士說：“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完全擺脫癌癥。”“像人類這樣的生命體，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與癌共存’。”“基於上述認識， 也許我們要對現在的癌癥治療重新思考。”
湯釗猷院士說：“癌癥是機體長期內外失衡引起的內亂，是以局部細胞遺傳特性改變為主要特征的全身性慢性疾病。”他指出，處理這種內亂， “我與徐克成教授的觀點不謀而合”。
“大家”的話演化為我的一種追求。踐行“中國式抗癌”，就是一種心靈的追求，就是走上“變革的新路”。這是學習、吸收、研究、轉化， 秉持新理念、新策略、新技術的過程，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的，我們 不漠視過去，不毀棄過去，不向過去倒退，而是奮發向前，積極向上，決 心為未來開辟新的前景。
多年來，我和我的同事，或電信聯系，或登門拜訪，行國內，去國外， 走城市，往山村，遍訪了上千例癌癥患者，既訪問治療情況，又了解生活 方式、家庭環境、遺傳背景，就是為了知道他們是怎樣活下來的？我很欣慰， 許多本來無生存希望的癌癥病人，確確實實活下來了；我很感恩，這些病人的生存經歷，增強了我踐行“中國式抗癌”的信心。
後來，湯釗猷院士將“抗癌”改為“控癌”，一字之差，體現了癌癥治療策略更為“精準”：“抗”，更多意味著“消滅”，而“控”，包含著“消滅”和“改造”。
使命所然，工作之余，我將“控癌”中自己的以及同事的一些成績、缺點、 失誤、經驗和教訓，寫成隨記、故事、感想，湯院士又對多數文章做了評述， 從而匯集成即將出版的這本書。雖然編寫人是我，但書的思想和靈魂來自湯院士。
出版本書的勇氣實際上也來自湯院士。他說：“挑戰和爭議不是壞事。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他建議早點把這些實踐整理成書問世，不無憂慮地說： “（這些）實踐很珍貴，早些整理成書問世。可惜現在有相仿認知的人太 少太少了。”
本書中許多文章曾在馬來西亞《光明日報》著名的“良醫專欄”發表。 此次匯編成書，已做了較大幅度修改。文章是在不同時間和場合寫的，多是隨興而作，其中難免有不少重復之處。癌癥患者讀本書，不要“依樣畫葫蘆”，生搬硬套，僅作為選擇治療時多一個思路和參考。
為顧及病人隱私，本書中涉及的病人，除得到允許外，基本上沒有用真實姓名，照片上一般不顯示正面形象。有些插圖取自文獻，註明了出處。 有些圖片引自公眾網站。在此向未知名的作者表示感謝。
感謝志同道合的“大家”朋友為本書作序。殷大奎教授既是德高望重的原衛生部老領導，又是卓有成就的醫學專家；談東風教授和呂有勇教授均是著名腫瘤研究專家，他們博學多才、思路睿智，在“控癌”上，我們 可謂心心相印，印印相契；香港鐘子美先生是著名散文詩作家，他邂逅“癌癥”的生死經歷，讓他從“人文醫學”角度，寫了撼動人心的文字，為本書增輝添色。
本書部分圖片由湯釗猷院士提供，一並感謝。
感謝資深媒體人胡菁女士以及我院策劃部同仁的認真審修 ; 感謝羊城晚報出版社的鼓勵和在出版過程中的精心策劃。
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醫學，是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歷史使命，是我的夢， 也是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作為醫者，負重致遠。希望本書的出版， 能從理念上提出看法，對傳統提出“挑戰”，激發共鳴和討論。正如湯釗猷院士所說：“實現中國式控癌，需要大家加以充實完善，可能需要幾代 人的努力。但只要我們堅持不懈，矢誌不渝，就能為中國抗癌事業做出貢獻。”
即將出版的這本小書，肯定存在不少問題、缺點甚至錯誤，謹望同道、 病友和關心控癌事業的朋友不吝指正。
徐剋成
2017年12月30日